Screening for perinatal depression in urban area of Tianjin

目的 分析天津市区孕妇孕期和产后抑郁筛查结果及筛查阳性的危险因素。 方法 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在天津市中心城区6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早孕检查的孕妇于早孕期填写自行设计的孕期调查问卷，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抑郁筛查。孕28~32周再次采用SDS进行筛查。产后14~28 d填写自行设计的产后随访问卷，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量表（Eding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筛查产后抑郁。SDS评分>53分、EPDS评分>9分为筛查阳性。SDS评分≥60分或EPDS评分≥13分的孕产妇建议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采用χ2及趋势χ2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 4 389例孕妇完成调查问卷和量表筛查，早孕期、晚孕期和产后抑郁筛查阳性率分别为19.9%（875/4 389）、9.8%（431/4 389）和7.2%（317/4 389）。孕期2次筛查阴性组、孕期1次筛查阳性组、孕期2次筛查阳性组产后抑郁筛查阳性率逐渐上升，分别为6.0%（199/3 313）、10.0%（85/846）和14.3%（33/230），χ2趋势=33.484，P=0.000。孕期2次抑郁筛查均为阳性的孕妇占5.2%（230/4 389），其危险因素分别为家族遗传病史（OR=4.002，95%CI：1.201~13.333）、近1年发生与人际关系有关的负性生活事件（OR=3.013，95%CI：1.691~5.370）、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OR=2.733，95%CI：1.542~4.842）、孕期被动吸烟≥3 d/周（每天≥15 min）（OR=1.930，95%CI：1.351~2.757）、早孕期体重指数<18.5（OR=1.792，95%CI：1.209~2.655）、近1年发生与工作有关的负性生活事件（OR=1.656，95%CI：1.055~2.599）、近1年住房装修（OR=1.638，95%CI：1.213~2.212）、年龄<25岁（OR=1.612，95%CI：1.031~2.520）和异常妊娠史（OR=1.357，95%CI：1.013~1.818）；保护因素是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OR=0.731，95%CI：0.539~0.991）和轻体力劳动（OR=0.682，95%CI：0.511~0.910）；P值均<0.05。以孕期2次筛查均阴性为对照组，2次筛查均阳性组、1次筛查阳性组产后抑郁筛查阳性的校正OR值（95%CI）分别为2.467（1.615~3.768）和1.721（1.265~2.343）。 结论 孕期抑郁筛查阳性是产后抑郁筛查阳性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孕期2次筛查均阳性。围产保健应重视心理问题的纵向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