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abstracts 2014

本研究项目探索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中 “代理” 的概念，以及公民对于他们所在社区中关于社区发展问题取得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的参与行为。代理的概念被正常地理解为一个名词——一队或一组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完成特定的任务 (Barber, 2001)。然而，根据 Bhaskar(1994) 的看法，代理也可以是一个动词，用来描述引起一个新 “状况” 的行为或者过程。代理的这个概念能够被个人或者组织控制。因此，在这种情境下，代理指的是那个能够制定推动改变的过程的个人、组织、网络或者社区——无论在影响社区变化的个人的情况下还是在共同从事同样的事的一群人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代理的存在与否是组织对持续性发展挑战的有凝聚力解决方案的回应和鉴别能力的关键指标 (Newman and Dale, 2005)。 本文探索包容性社区发展的概念，以及它与吉普赛流浪者社区中民族和权力的相关性。批评者表示，这个方法能够控制纳入同化议程实现 “文明化” 的风险。本文提出，社区发展进程能够被社区驱动，但在理想状态中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实际利用外部和局外人帮助的情况下逐阶段进行。 批评指出，在社区中进行的研究没有将社区纳入到研究的设计和任务中。与之并行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依据其对广泛社会的利益被衡量。合作性研究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这为研究提供识别社区的资源贡献的方法，同时强调研究是与社区一起进行而非强加于社区。本文将研究过程中对 “文本” 的依赖鉴别为传递有意义的社区合作性研究的障碍。“超越文本” 工具正在开始跨越学术规则，并且纳入讲故事、表演、艺术和照片。近期研究强调，通过促进对参与者生活体验的更广泛反映赋予这些方法的潜能。本文关注了使用 “超越文本” 方法的研究案例，从而思考他们在传递与社区进行的合作性研究的潜力。同时，本文询问，特定技术途径和方法，或是在进行研究环境中潜在的民族精神，哪一个是最关键的挑战不平等权利关系的因素。本文表明超越文本方法需要应用于更广泛的，重新概念化在社区中工作的研究者角色的价值体系内。 在艺术中，诗歌始终作为社区发展的方式始终没有被正式研究。为了解决这一不足之处，本文考虑诗歌作为社区发展工具的使用，并且讨论诗歌在这一角色中的特殊性。本文提供了对探索性定性研究的说明和分析，该研究由 12 个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参与基于社区的创作小组的被访者组成。评估结果显示，整体上看，诗歌小组对社区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贡献。本文将研究定位于社区发展和艺术的情境中，并且纳入对诗歌疗法和以社会行动为基础的创作的参考。同时本文对于诗歌为何尚未发现在基于艺术的社区发展的日程中的位置提出疑问。 社会经济是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外经济的第三个部门，社会经济为社会提供关键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服务。尽管人们已经广泛地承认社会和经济对运行中的健康的生态系统的依赖，但是社会经济的理论和定义几乎没有提及生态的、以保护为重点的行为或结果。本文实证性地在社区保护倡议的背景中定位生态社会经济的概念。通过对加拿大北部的 Lutsel K'e Dene 土著居民区和Thaidene Nene保护区的案例研究，本文证明：(i) 对原著民而言，保护与保护环境一样需要付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努力。(ii) 外界非政府环保组织也在根据北部土著民社区中存在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目标调整他们的保护命令。(iii) 当地社会经济组织正在开始提倡保护从而达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些例子使我们正视结合环保组织和保护倡议行动的社会经济，并且使得与众不同的生态社会经济变得明确。这个理论概念具有全球适用性。 相对来说，很少有人了解如何管理社会弱势群体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响应。本文旨在从 2010-2011 年澳大利亚洪水事件中发现关于为特定弱势群体管理极端洪水的国际性相关教训。特别的是，本文旨在检验昆世兰社区中利益相关者对洪水管理的考虑，从而鉴别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的关于洪水管理的社区知识的强项和弱点。我们通过使用 753 个提交给昆世兰洪水调查委员会的社区意见进行了一个双阶段 “临界计算语言学” 分析法，具体包括：用语言学的软件进行内容界定和量化，以及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这样整体地产生了 65 个具有社区意见特征的概念。我们发现，与选定的弱势群体相关的概念发生频率最低。在分析的文本中，对于风险、警告、疏散和恢复的论述占据了提及弱势群体的语言。其他关于防御性需求评估和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影响评估的论述则很少出现或者不存在。同时，本研究发现社会群体根据关键洪水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如议会代表和当地疾病管理小组）表明的知识中的缺点将知识分层。我们总结，关于弱势群体的社区洪水管理知识是边缘的，尤其在立即响应管理外的情况下。国际上，在长时间管理极端天气事件的发达国家中存在发人深省的发现。我们的方法能够帮助查明知识欠缺的领域，并且帮助社区管理机构更好地询问和支持社区利益相关者对极端事件的反应。 合作关系修饰性辞藻深植在发展政策和实践中。然而，对于通常的合作性开发，尤其是对合作关系的批评指出，那些暗示了当地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以及共同责任和义务的有关合作关系的辞藻在实践中反而等同于北方国家的机构拥有的极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持续性统治和控制。这样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发展合作关系的国际志愿服务，其中北方国家发出的机构保持对 “他们的” 志愿者的控制，并且主要被供给方面的因素驱动，例如志愿者的可利用性、愿望和能力。本文检验了南非当地发展机构的案例——Aspire，同时发现该机构已经能够十分有效地推进志愿者合作关系安排的自身版本。凭借自信的态度、语言的小心应用以及综合管理系统，Aspire 能够将需求驱动能力方法应用到国际 “新成员” 中，从而体现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关系的变革性承诺。 本文调查了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境中，居民的感知如何影响基于社区的旅游的成功实现。通过意识到过去以及现在的战争经历如何影响居民感知（包括他们对自身、社区及旅游的看法），我们能够建立关于如何评估社区成功迎接并持续发展基于社区的旅游的能力的认识。这一点能够通过探索柬埔寨两个基于社区的旅游的案例研究：Banteay Chmmar 小区和 Banlung 小镇而实现。以柬埔寨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利用旅游业进行发展为例，这两个案例分别代表基于社区的旅游的一个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施。从这个情形中学到的经验能被应用于其他战后旅游业和发展目的地。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中国开发了城市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有双重功能：提供社区服务以及实行社会政治控制，从而保证有组织的社会的稳定性。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使这个系统面临淘汰。在 2000 年，中国采用社区建设政策更新城市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被指派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系统的基层，居民委员会由于大量的行政责任而负担过重。过量的行政责任间接地挑战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授权。社区工作站正在尝试解决这些双层困境。本文检验4个社区工作站模型，并且探讨社区工作站对居民委员会和城市管理系统的影响。本文提出，作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增加的应对政策，社区工作站在中国城市管理系统中的角色尚未被确定，尤其是在他们可能对社区重建政策的初始政策目的造成挑战的场合。 作为一系列案例文件中的第一个，本文将微小改变法引入社区发展中，并且分析建立 Stirchley 公园的倡议。在 2001-2012 年，以艺术为主的社区利益公司——“地方勘探者” 社区利益公司承担了一个在英国南伯明翰 Stirchley 社区中的艺术项目，社区之一是 Stirchley 公园的建立，在社区中未使用的公共公园中通过小规模的艺术干预去刺激长期进步。该项目作为英国发展实践者和学术教授 Hamdi (2004) 提倡的微小改变法的一个例子。该工作促成微小改变论坛、社区艺术组织提出的英国研究和实践倡议、多层组织、以及位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发展应急行动中心，去调查在全球范围内的微小改变倡议。（更多信息请浏览：www.facebook.com/SmallChangeForum） 关于文章所有权以及我们现在所知的版权的争论可以至少回溯到 6 世纪，爱尔兰修道士 Colm Cille 备受争议的复制圣经脚本的行为导致书籍战争。本文追踪作者以及作者的合作编辑者如何通过地卷入这场持久战争，从而保证这一期关于共有权的社区发展期刊副刊能够自由地展现共有权知识。付费墙商品化并封闭许多受到公共资助的研究，这些研究本应该是共有知识，我们在付费墙的现状中寻找裂缝，同时考虑了在目前趋势中学术出版物与开放阅览之间存在的悖论，包括关闭未受资助的独立研究发表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考察南非城市寮屋居民运动作为城市平民的一个形式，探寻共有资源与国家间的重要关系。通过关注于最广为人知的德班 Abahali base Mjondolo 运动，作者证明对自治实践的承诺以及深度社会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通过引用大卫哈维的研究，作者要求使用 “双边” 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国家被迫为公共目的提供公共物品，但是通过一种由共有化创立的，建立在当地知识和自发组织基础上的方式。 本文通过展现共有权的定义和日常应用从而探索对共有权的理解。玻利维亚多个世纪以来以及自 2000 年水源战争以来的经验说明共有权这一概念的可塑性。共有权根据使用它的人（使用）以及使用方式（习惯）进行运作。 2000 年科洽班巴水源战争为私有化之上的共有权的胜利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情境，随之而来的是莫拉来斯政府使用 “公有制” 斗争去篡夺人们对水资源的共有权。政府使用 “公共权利” 框架将权利从人民中转移出来并将权力集中在国家中。面对社区组织成功地将共有权的管理保留在社区层面并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国家出面干预进而减少社区自治权利，并且使人们依赖于政府决策。为了保持当地控制和自治权利，玻利维亚水资源委员会继续抵抗国家对水域共有权的管理尝试。 爱尔兰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已经确立了对本土爱尔兰音乐、歌曲和舞蹈的切实感觉。娱乐和艺术旋律的实体以及富有节奏的练习被称为 “传统” （而非民间），它们是个人和集体创造力以及社会互动的产物。他们由于殖民干预和国际潮流而变得丰富多餐，同时与政治身份、历史和田园生活相联系。本文从音乐实践的角度展示传统音乐是逐渐演化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共有资源，该因素驱动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复兴动力并且（最终）巩固了在艺术和教育方面的国家意识。然而，在 20 世纪末，这样一个 “公共资源” 的想法已经被在公共空间和公共广播中关于所有形式的音乐要得到演出许可的压力所挑战。关于传统的道德性（如果不是合法性）被质疑，这不仅因为它通过国家支持而被实施，而是因为它相当于通过产权贸易实现传统音乐演出场所的合并。这种行为的实施并没有向音乐演奏者或者拥有音乐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人咨询 作为一个平民的教育小说，本文通过对处于支配地位的解释性框架的反思，描述了一个极端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的智力发展。同时呼吁人们通过人生旅途，即在真实生活中追求理解世界的个人性和概念性含义，以及改变世界的勇气。 公共资源被越来越多地看作民营和国家干预的一个替代选择。绿党以及更广泛的绿色行动以多元方式将公共资源理解为环境管理的一种途径，该途径帮助我们处理气候变化和其他生态威胁。然而，公共资源作为自我管理的机构并不能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它的存在。本文讨论绿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公共资源，并专注于近期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关注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选择性产权如何能够提升环境的可持续性。本文将会检验他的研究如何被应用于发展绿色政治以及对共和公共资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