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abstracts 2015

本文研究的是生态认同理论、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的园艺活动。本项目探索了以生态为基础的园艺和果树种植活动在不同的参与者中如何建立生态认同感。参与者包括学生志愿者和社区成员（52 人），他们在园艺活动中被分配了为本地食品供应商和社区中心生产健康食品的任务。同时被发放了生态认同社区服务问卷，并对其在园艺活动中的体验进行了访问。试验后关于园艺经历的访问被记录下来进行定性总结。本文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结果和建议。 受当代资金优先的影响，人类服务领域在不断采用狭隘的实践方法。这些方法所反映的是对人类需求理解的简化，是与智慧、积累的知识、经验、证据、社会和社区发展工作的伦理相左的。根据对一个小型女性难民群体在重新安置中每天面临的挑战和个人发展的记录，本文重点阐述了这类女性每天面临的事务的复杂性与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不匹配的问题。本文提出应该侧重于对环境中人的关注，这种更具回馈性的关注可以促进女性为了自身和孩子的努力及愿望。现在的管理趋势是越来越偏离社区发展， 我们将其称为社区发展中消失的建筑，因此这一趋势很难扭转。难民安置工作需要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新移民与原有社区之间、新移民与原有社区的资源系统和结构之间的促进发展的行动。同时，这个领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人类服务实践的范式，这种范式应该能够考虑到联合、本土化和能力建这些能够对 人、情境和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特殊事件进行反馈的因素。一个更广阔的重视社会和社区知识与实践，重视本土化的范式也是需要的，它应该能够提供不断的、渐进的、积极的改变。 都市的空间可以塑造住在里面的人的经历和对城市的理解，以及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某些方面来说，壁画和墙面艺术是街头艺术和公共艺术的交叉点;它们使人们融入到都市里，甚至将都市以及里面存在的人改变成其存在的样子。壁画通常是具有永久性的艺术，这几年临时性的墙面艺术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可冲洗壁画和反向涂鸦。这些公共墙面艺术的不同形式都构建在了都市空间与历史中。本文通过爱尔兰科克市一个壁画的例子来探讨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和公共记忆的交叉点。我们对科克历史悠久的山顿区的可冲洗壁画进行了研究，探索这种墙面艺术与建筑环境中的传统建筑的共情及协同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对本土社区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表达。通过对山顿大清洗壁画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具有公众参与性质的艺术可以作为一种提高城市吸引力的方法，这主要是通过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相联系达到的。 根据一手的实证研究和文化地理理论，文章通过对作为竞争场地的社区中心的询问，调查社区是如何产生，被理解和被评估的。本文调查了政府规划的建筑物的象征意义（Dovey K. 1999，《建构地区：以建筑的形式调解权力》，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建筑物的使用和这种使用是如何促成整体建筑风格的形成（参照Lees《通往建筑地理：以代用角斗场为例》，Cult. Geograp.，2001 8:51–86；De Landa，2006，《一个新的社会哲学：集合理论与社会复杂性》，伦敦；Jacobs《地理大事件》，Cult. Geograph. 2006;13:1–27）；建筑物和建筑对社区使用的影响（Thrift, N.，2004，《感觉的强度:通往影响的空间政治》，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人类地理，86(1), 57–78）；及对空间无意识的使用（Grosz，2001，《外来建筑：虚拟和真实空间》,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剑桥，马萨诸塞州）。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能够为当下英国的建筑物规划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于社区的价值观和社区功能可供性而言。通过关注社区中心，我们也将对建筑物的关注从 Jacobs 称之为 “大事情”（Jacobs，《地理大事件》，Cult. Geograph. 2006;13:1–27，pp. 4–5）的东西转移到普通的日常的东西上。第二，我们认为对社区的建造和定义是存在很多问题的，特别是一些新出现的有社会企业的社区，在有些例子中这种生产和想象被使用所打乱，但无论如何政府依旧认为建筑是社区的一个有效指示器（一种特殊的概念和建造）。 社会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社会方面的应用。这个应用的一个重大的缺点是，实践者很容易认为在他们的目标受众受到机构影响，特别是在针对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的发展项目时。然而，一些社会营销者在社区层面公开的和联合的帮助人们进行改变，这些人在受众中通常是被动的。本文描述了采用这种原则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与两个社会地位较低的社区合作重新设计策略以减少危险饮酒。这些人曾用酒精来解决情感和心理上的问题，他们因为就业和设施使用有限，在情感和社会上经常是孤立的。项目在街上咖啡厅建立了一个为期 4 天的移动服务台。这个项目证明社会营销和社区发展之间是有潜在重叠的，并建议实践者应该从两个专业领域中相互学习。本文最后对在行为改变中结构性障碍高的情况下社会营销的角色进行总结，并呼吁社会营销者和社区发展者联合在一起。 成员参与是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能够在资源配置中促进效率、责任制及透明度，并且减少社会不平等。很多旨在提高社区参与度的项目并没有成功提高成员参与度。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是这类项目没有成功的主要是障碍。脱离了当地语境的方法无法有效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然而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对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如何操作的详细机制的研究。本研究采用了泰国社区的例子，尽管当地有服从权威的文化语境，这些例子成功促进了社区成员的参与度。这些例子显示机制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参与者（自尊）,行动（成员参与到整个发展过程中），同盟（角色管理、规则及解决方式等）。本研究为社区发展的社会文化角色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并为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如何提高社区成员参与度提供了方案。 Buen vivir 是一个拉美本土形容生活幸福感的新概念。占主流的西方观念提到发展主要以经济发展为主，buen vivir 则强调本土文化、自然环境和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本文对墨西哥恰帕斯州一个由当地玛雅社区建立的自主管理、基层的经济倡议进行人种志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促进这些企业出现和对提高当地生活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研究结论指出社区企业通过自治解决多种目标以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能力，不仅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还有政治、文化和环境意义。 在过去几年中，信仰团体作为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受到了不少关注。本文发展了贝克的 “本土行动性宗教理论”，对英格兰南部一个城市中的基督教派系网络和联合形式进行了半结构化访问，这些促进了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全市范围内派系网络和这种网络在维持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中的角色的定性研究。我们发现经过实践会有一个明显的信仰转变，但是对于不同信仰群体之间联合边界的网络和联合的道德和闭合回路的关注不够。 2007-2008 年大选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经历了严重的种族暴力，本文针对在这一地区放映参与式视频的经验进行研究。通过将发展交流理论与冲突转化理论联系起来，本文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本框架突出在后冲突时代，通过使用参与式媒介，交流对于社会变迁所能产生的影响。这类媒介产品可以重建社区关系，促进对冲突达成共识，并使相对立的团体认识到在未来发展中的相互联系。在本案例研究中，笔者展示了参与式视频是如何成为大裂谷区域青少年的建设和平的工具。通过从经历了肯尼亚大选后暴力的年轻受害者和行凶者处收集的信息，笔者探讨了拍摄和放映这些影片是如何开启不同群体间的对话的以及促进社会变迁的。 分权是 1989 年以来后共产主义国家实施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通常对集权到分权有期待包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政府信用的提升等。社会工作者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教育者、提倡者，也是社区组织者。然而，在实施层面，关于什么是最有效的将分权转化为提高社区生活水平的干预措施有很多疑问。本文将在后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语境下对这些挑战和机遇进行探讨。 复原性法律被提倡用来促进社区发展。与之相对的是对使用这种方法的社区工作者的研究甚少。本文旨在描述赫尔市使用复原性方法的社区工作者、警察、儿童之家的员工、家庭团体会议召集人和老师的经验。笔者总结出要使用复原性方法来促进社区发展有 3 个途径。这 3 个途径的重点是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使用小范围的复原性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个对津巴布韦宾加地区残障女性的定性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关注的是这类女性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的参与度以及自主项目获得正规支持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了一个讲故事的研究方法并伴以半结构化访问和对 42 个残障及非残障人士的焦点小组讨论。研究结果显示，如同残障男性，残障女性有更强的参与社区发展项目的愿望。在参与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都面临挑战，女性在获得项目的正规支持时遇到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她们是残障人士。 多年以来，乡村地区的女性都通过女性群体间强有力的凝聚和团结来促进其微型企业项目的发展。本文通过墨西哥乡村地区一个女性微型企业的案例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资本发展的因素，比如信任和合作的能力。研究主要关注形成信任的三方面的社会基础：规则和规范的存在，重复互动中得到的经验和群体成员的特点。领导力、社会认同和团体里成员的团结被着重突出。我们发现两个本以为会互补的目标出现了矛盾：女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基于信任的关系，社会凝聚和团结）及为乡村地区女性提供边际收入的机会的目标。笔者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从而影响团体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是团体领导的个人性格。 对于提高全球医疗水平来说，社区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社区干预发展出的不同形式以及对他们的错误分类导致人们不容易区分出最有效的干预方式，以及该采取哪种方式和实施手段。本文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方法论，使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能够严谨并连续地区分不同的社区干预方式。框架是根据文献研究发展而来，它包括并描绘了 5 种不同形式的社区干预方式, 这些 5 种干预方式是通过 9 个实践变量区分而来。随后笔者展示了应用这个框架的方法论，并在母亲和儿童的社区医疗干预方式中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经过修正的框架和方法论对于帮助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清楚区分干预方式有很大的潜力。 多部门协作难以建立与维持，它需要参与者和支持性机构大量的时间与资源投入，各方必须从不同的视角下跨领域共同努力，并认同其价值。网络分析的方法已被认定为协助多部门协作体系成员的潜在的有效工具，然而，在考查体系成员对关联度的感知及其工作从网络分析方法中的受益程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限的。本文提出两种网络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数据，该数据用于旨在提高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原住民福祉的多部门协作研究之中。这些方法的相关性与实用性是从体系成员间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反馈得出。对其反馈的分析基于四大主题：亲身实证、战略知识、组织承诺及公众实证。前两者包含网络分析可能与多部门协作成员的内部联系方法，后两者包含网络分析可能的外部关联方法。多部门协作中对网络分析方法的额外使用和其成员对该方法关联性及实用性的反馈是令人鼓舞的。 本文研究的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在促进城镇公民规划打造健康环境参与度中的作用。已经发展了三年的 “绿色、活力、健康的社区项目（GAHN）” 主要由全市范围内的雨伞组织和蒙特利尔四个区的当地组织牵头，经过研究,发现在提高公民参与度方面，组织角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提高人们的意识和兴趣；（2）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发声；（3）收集公民和专家的意见；（4）在实施阶段保持参与度。参与到 GAHN 中的组织为该项目提供了有创意的工具和公民参与，这些受到了规划人员和当地政府的重视，但是在考察和诊断层面之外的联合参与仍然很困难。本文指出了维持合作和产生影响所要面临的挑战。组织需要保持压力、独立性和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来完成使城市规划从以汽车为主导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的转变。 通过健康影响评估（HIA）工具可以评价一项政策或规划对人类健康水平的潜在影响。这个以社区为基础的跨学科的实践被用来检查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本文通过 2 个 HIA 辩证地检验了在美国 HIA 可以加强社区民主, 平等和社会公平这一主流观点，这 3 个 HIA 分别是：克莱克郡（华盛顿）自行车和人行道 HIA，梅里特湖巴特车站地区规划 HIA（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和 1-710 走廊 HIA（南加州）。通过追踪社区利害关系，笔者证明了 HIA 能够促进社区发展。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 HIA 更对社会具有保护作用：有强有力顾问委员会的；关注影响健康与健康平等的社会决定因素；有充足的时间界定健康问题。然而，政治压力和有限的资源容易破坏这种保护作用。建议实践者应该明确地制定社区参与计划并及时地发布出来。 对于过渡运动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还没有对这项运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调查通过分析运动的本土化议程并重点关注社区成员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在美国，通过直接参与到运动中以及对运动激进分子的采访，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框架。然而，在应用理论时，独立性和政府机构化之间产生了矛盾。本文找出并评估了这项运动下比较政治活跃的分支，这些分支通过地方政府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加快和扩大本土化进程。然而，这种加剧的政治活动表明一些过渡团体在朝制度化发展，这就创造了新的矛盾。特别是，如果过渡运动继续通过制度化政策制定和实施权力把政治经济整合到当地社区当中，就更难维持和为其传统的非政治性、具有社会包容性的认同辩护，而正是这种传统身份避免了造成不和的政治冲突。 在发展中国家中，为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源，如电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存在大片的乡村地区，用有创意的方法将电力输送给占大多数的非城镇地区是势在必行的。对于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提供充足的用于生产的电力也是必须的。因此，关于如何应对这项挑战，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其他层面都被不断得讨论，电力合作社就是在这个语境下被引进了发展中国家。大力提倡合作社主要是因为其强化社会的特点。但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作为合作社基础的社会资本对于合作社本身和最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说是促进者还是障碍。笔者认为现在过度强调了合作社的优点，从而遮盖了其不理想的方面。重要的是，像合作社这类的组织可能会因为其不理想的方面而失败。本文中来自肯尼亚的实证经验能被用来支持这一论点。因此，除非合作社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都被充分考虑，否则应慎重采用合作社的形式。 本文研究的是通过对照片录音的使用来理解乌干达社区发展工作者的角色和经历，以及这种方法如何能促进对话交流。我们对隶属于当地发展机构的社区发展工作者进行拍照，并让他们讨论自己的角色及经历。通过大量的照片录音主要形成了四个主题：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enkurakurana），合作 (enkwatanisa），教育（eby'enyegesa）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ebizibu byaitu）。除了通过照片展示的内部人士对于社区发展的观点，本文还讨论了在社区发展研究中照片录音促进形成的5种对话类型的概念框架。本文认为，鉴于照片录音有内在参与性，批判性和解放性这几个特点，能够大大促进发展研究。照片录音开发了对话的多种形式 使人们能够描绘和说出他们的世界。 社区组织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旨在提高社区领导力，通过联合行动在公民社区中提高公众福利的方法。在过去 20 年中，这项起源于美国的实践被传播到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本文首先对社区组织进行定义，然后探索其发展历史。笔者主要关注此项实践在澳大利亚的传播，以及悉尼联盟组织的发展。通过研究找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影响这项运动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应用了《联合的力量》中的几种框架来理解悉尼联合的成功和它所面临的挑战（塔特萨尔花格，2010，《联合的力量：强大工会和社会变革的策略》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伊萨卡 纽约州）。本文的视角非常独特，因为笔者既是悉尼联盟的创始人又是《联合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因此，本文不是从一个客观、无利害关系的角度观察，从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度展开。 城镇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经济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眼下本地机制主要着眼于能源、消费品和资本，土地所有权的使用效率对城镇发展影响被研究得很少。本文调查了亚利桑那市凤凰城商业区历史上的土地所有权模式，这一区域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填充建筑已经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 20 年中，尽管当地业主支持的与艺术相关的地产在不断发展，当地政府对已发展地区和尚未发展地区的控制力严重下降。对市政、区县和国土发展政策的研究展示了本地社区发展想法是如何被矛盾的政策支持或阻碍的，这种矛盾又导致了土地使用和发展的矛盾。受使用影响和以交换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价值观的冲突，在本土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关注点的今天，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过去 30 年中，在英国，社会企业成为福利传递者、工作福利制度和以地区为基础再生的前线。有评论说，这是用新自由主义重新定位行业。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退出及规范社区团体使它们更自力更生。接替政府已经发展了定制产品，财政工具和中介来扩大社会融资市场。这样的组合对于国家退出策略非常关键，对经济差异的更深入理解也是必须和有用的。问题不在于社会融资本身，而在于这不可避免得陷入了社会企业盈利的同时维护社区利益的合法性危机。本文认为社会融资的使用和带有政治性的再分配的结果是反霸权策略的必要组成。这种组合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同激进社区发展一样重要，分析结论认为社会企业作为公共和私人市场的替代，应重视对其融资的更深入理解，使用伦理和有策略的妥协。 在独立后的印度，国家发展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经济发展和贸易顺差。大多数印度部落居民过着艰难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多种自然资源和社区依然约束着原住民生活选择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原住民在印度是最脆弱和边缘化的社会经济群体。尽管印度整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部落与非部落居民在贫困程度、文化程度和死亡率上的差距在加大。因为全球矿业巨头的到来，政府采用 1894 年殖民地时期的并购法案强制兼并土地，使这些挑战加剧。如今印度有超过 4000 座大坝，其中 3000 座在 1947 年独立之后建造。至少 500 多个大坝在建。从 1991 年的数据来看，原住民占印度人口总数的 8.08% 。根据印度政府的一个工作组的数据，55% 被发展项目置换的是原住民所在地。数据清楚显示对原住民土地的置换是不成比例的。社区里女性受影响最严重。资源充足的地区最容易被用于修大坝或开发矿产。很多部落带被视为建立大型多用途河谷项目，比如开矿，火力发电站或者造纸厂的理想发展地点。本文辩证地分析这些毁坏性发展对当今印度原住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