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changing rural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their effects: a gender disaggregated analysis (a case study from Nepal)

尽管尼泊尔仍是农业社会，但是其农村居民家庭生计策略在近年已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在不同性别、种族和区域间，生计策略的变化却不尽一样。因此，对不断变化的生计策略和生计变化对农村贫富分化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很有必要，且对尼泊尔的相关研究较少。所以，本研究旨在评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内的生计策略和潜在的决定因素，并分析生计策略对于贫困、居民福祉和环境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区域位于尼泊尔中部Gandaki河盆地的Chitwan Annapurna一带，研究区分为海拔200m以下的低地平原、500~1500m的中山区和2000m以上的高山区。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技术，选取样本村和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访谈。总共收集到453户农户(约占3个样本村家庭户总数的11%)的样本数据，包括Bachhauli、Ghyalchok、Ghanapokhra地区的217、 133、103户农户，各地区的农户数由计算机随机产生。农户调研由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根据一份预先测试的调查问卷进行，调研结束之后相关人员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讨论，包括12次重点调查和3次关键的小组讨论。农户调查收集的数据包括家庭规模、技能培训、成员关系、劳动力转移、生计资产、收入活动、农业种植、牲畜喂养、资源利用、家庭收支和生计改变趋势与性别等相关数据。此外，在小组讨论和重点调查中还收集了村级的补充资料。 首先，本研究以农户收入为重点探讨目前的生计现状，及其对减贫的影响和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利用聚类分析将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分为五种，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户家庭收入多元化，且以非农收入为主。生计的多元化有利于尼泊尔农村工商业和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并被认为是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影响农户采用高收入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户持有的土地面积、教育、农技培训、信贷渠道和离主干道和市场的距离，所以加强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拓宽农村信贷渠道、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鼓励贫困农户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农业生产并增加非农收入，对于尼泊尔中部农村地区减贫至关重要(第四章)。 其次，本研究对比农户10年来收入变化，基于收入变化和性别分类，分析家庭内部为增加收入所发生的生计活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虽然男女双方的生计活动都从自给农业向非农就业和商品农业转变，但男性的转变程度较之女性更显著。男性主要外出务工，而女性则更多倾向于在商品农业和农村企业中就业。不考虑性别差异的话，影响农户从自给农业转向高收入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为个体及区域特征。有趣地是，在生计策略转变过程中，家庭种族因素只会影响女性。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完善农村信贷体系并加强农户同主要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的联系，构建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将是促使农村劳动力从自给农业就业转向高收入非农就业的关键，并能减少尼泊尔农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第五章)。 第三，本文评估了三种农业生态区域的农地使用强度(ALUI)，并分析其基本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Khet地区低地、中山和高山区平均复种指数为2.9、2.6和1.6，而在Bari地区，复种指数分别为2.4、2.3和2.1。此外，Terai地区在中高山区域的ALUI要显著高于Khet和Bari地区。在影响因素上，家庭户主的年龄、教育程度、土地质量和改良品种的使用均有利于提高Khet地区的ALUI，而距离耕地和可通行道路的远近则会有负面影响。而在Bari地区，耕地质量、灌溉设施、机械化程度和改良品种的使用均与ALUI正相关，但家庭教育和距离耕地、市场、可通行道路的远近则与ALUI负相关。因此，本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和便利的基础设施是促进农业集约化的主要途径提供了实证依据。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对农业系统下保持土壤肥力的重要性的认知，可以有效促进尼泊尔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第六章)。 第四，研究还评价了农业土地利用和农村居民生计的现状与变化，并测算了三种农业生态区农户生计转变趋势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Terai低地地区和高山乡村地区的农户只是利用农业耕地生产家庭口粮，而在中山乡村地区，大多数农户利用耕地生产商品粮和出售的经济作物。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中山乡村地区绝大部分农户将农地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农业生产。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农户比自给农业农户在收入、支出、粮食自给、家庭资产、牲畜等主要生计指标上更具优势。对生计转型的分析表明，虽然总体上收支在增加，而粮食自给率却在下降。具体来看，大多数以谷物和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农业生产的家庭在收入上呈上升趋势，但相比起10年前，其粮食自给率下降趋势却有所增加。此外，研究还注意到农用地利用强度对家庭收支、粮食自给率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与具有相似自然条件的区域相比，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利用模式的区域对农村脱贫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未来的农业土地利用政策应以农业生态价值特有的高价值经济作物为生产重点，增强尼泊尔农村农业用地的可持续性，并提高农户生计能力(第七章)。 第五，本研究基于性别、种族、农业生态和家庭生计策略，观测家庭福祉的不同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计算并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的家庭福祉指数。结果表明，农户的健康状况因不同的农业生态区位、户主性别、户主民族关系和目前家庭生计策略而异。此外，与人、社会、自然、基础设施、财务能力和区位特征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对家庭福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提高生计能力应该着重在于向农村地区提供针对性的教育，鼓励乡村贫困人口更多地从事农村商业性经营，扩大非农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高山地区的农村道路和交易市场，以提高居民福祉并促进共同富裕(第八章)。 最后，根据目前可持续农业的实践，本文评估了当下生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对农户所采用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测算和评估，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农户采用了12种可持续农业耕作方式，并受到案例村庄的农业生态区位、户主性别、家庭生计策略差异的影响。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与家庭相关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制度、资源禀赋、金融、地理位置、农业生态区位特征均对可持续农业的利用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农业发展政策应该强调土地管理的培训，通过社区团体或组织，增强农村居民对信息获取和感知的能力，并能付诸于一定的计划。同时激励外出劳动力回归农业生产，提高女性参与农业就业的比例，从而促进尼泊尔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对研究结果和未来研究领域对政策建议进行总结，并归纳相关结论。